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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及价值内涵

时间:2018-05-15 22:32:41  来源:互联网整理  作者:匿名  TAG: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最经典最为核心的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在我国于 1997 年《刑法》正式确立,而对其作何解释及适用,理论界跟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理解,探究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及及价值,唯有此才能对其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同时能更好地发挥其机能。

  关键词:罪刑法定;历史沿革;价值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则从近现代宪政或者法治国家里其内涵不单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人们对自身人格发展的自觉,对其内涵也有所扩充,其基本内涵也包括了衍生的概念,如刑法的不溯及既往原则。但是,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如刑法中的溯及力问题早于罪刑法定概念提出,早在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时期颁布《狄奥多西法典》中就规定:“任何国王颁发的法令,只在将来发生的行为才能发挥效力,不能针对之前的行为。当然,这就表明了一点,当代罪刑法定的内涵是随时代的进步及人格的自觉而与之扩大的,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经济政治学的观点,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

  根据上文的论述,历史上最为具体的阐述罪刑法定原则乃冯·费尔巴哈,其在其著作中将罪刑法定原则概括为三个子原则:“无法无刑--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只处罚行为前法律规定加以处罚的行为,因为只有规定了刑罚的概念和法定的可能性,才可能有作为恶的刑罚的适用可能性;无法无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为法律规定对特定的行为给予刑罚威慑,是法律上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有罪必罚,因为法律规定对特定的违法给予刑罚之恶,是必要的法定后果。”

  而在我国为什么会与世界各国大趋势立法有所不同,径行保留第三个“有罪必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据此,我国学者及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理解,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第3条前句应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将后半段概括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并认为“依据积极的罪刑法定惩罚犯罪和依据消极的罪刑法定保障人权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枚银币的两面”。而部分学者认为,只承认后半段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容,理由是“当我国刑事立法者选择将积极罪刑法定规定在前段时,刑法定原则就已经被异化和扭曲了;此时有无第3条后段实际已不重要,即使有消极罪刑法定原则,也更像是为了掩盖其‘中国化’,明显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之意味。对此,陈兴良教授提出,罪刑法定原则虽然要求不能把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按照犯罪处理,是对司法权当中的入罪权的一种限制,但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禁止法官将某一实际上完全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作出排除犯罪的处理。张明楷教授关于此也提出了自己观点,他认为规定的前半段体现的是刑法的一种法益保护机能,而不是为了突出人权保障机能,所以不能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真正的罪刑法定原则,应该是体现在该规定的后半段当中。

  三、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

  根据前文介绍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各国现行关于罪刑法定主流的立法模式及我国学者、立法者对我国刑法第三条不同理解及观点比较,究竟如何理解我国《刑法》第三条的前半段有关规定,是否说明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应该具有“出罪”的功能,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关于这些疑问,笔者作出如下分析:

  (一)我国刑法的第三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应该以“不定罪”、“不处罚”为核心。

  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初衷来看,在这里不再赘述,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限制公权力的恣意,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这里当然也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只有将“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对该行为进行定罪和处罚”,才能反应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思想及精神。而如前面论述,如果按照我国部分学者的观点或者按照立法者的说明,应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理解,同时积极的层面,即刑法的保护机能应该是第一位的,而“不定罪”、“不处罚”的消极层面,反而成为了第二位的,申言之,就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入罪功能,无疑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细想及精神相别离,“独立”于各国主流的立法模式,必然达不到保障人权的社会机能。或者说曲解罪刑原则的核心精神价值及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规范功能在于通过限制国家公权力,进而来保障国民的私权利及自由。翻阅各国的制度历史,国家公权力恣意的践踏私人的私权利历史久远,近现代由于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其人格尊严及自由的自觉,罪刑法定原则才应运而生,只有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才能真正地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包括对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的限制。

  (二)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也应该更多的强调“出罪”的功能。罪刑法定原则应该具有“出罪”的功能,理由可以从如下阐述:一方面,从限制刑事司法权、尊重及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功能限制国家公权力进而实现保障人权,从尊重及保护人权的机能来看,即便一个行为外观上符合了刑事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但是这项行为并不具有实际的法益侵害性时,或者这项行为并没有处罚的必要性时,如果我们仍然要坚持将该行为按照刑法的规定定罪,并给予不相称的刑罚时,就不能进行与正义、公平相适合的人权保障,就违反了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权尊重主义为基础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本旨。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实质内涵,不单单仅仅限于法律主义原则、禁止事后法原则、禁止类推解释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刑罚法规正当原则等方面,其内涵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及人格自由的自觉而变得更加的广泛。

  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著作《罗马法的精神》里说过,任何外国法制的继受与国家主义无关,仅仅在于目的性及需要的问题而以,如果自家庭院所有、做种,同属用之予以完善或着更佳,自然不必去远求,唯若有人认为以奎宁皮药草并不是属于自己的庭院所种而拒绝使用,此乃非明智之举。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是各国刑事立法及人权保护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各国学者、包括实务界对它进行了热烈、长期的探讨,硕果颇丰,因此我们应该对之更加的重视并予以借鉴,尤其是对其制度形成的历史沿革及内在的价值作更加全面的了解及分析,致力于我国研究罪刑法定原則及其发展,尤其是在其调整边界、基本功能、规范体系及思考方法上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徐久生.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费氏眼中的刑法与社会[J],北方法学,2013.

  [2]费尔巴哈.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第31页.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第53-54页.

  [4]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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