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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罗战争后期唐朝战略收缩原因新探

时间:2018-10-06 07:05:45  来源:互联网整理  作者:匿名  TAG:

  【摘 要】 唐罗战争后期,唐朝在朝鲜半岛对新罗实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迁回内地。在促使这一战略收缩的内因中,关键因素是唐军兵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唐朝士兵数量不足、兵力分散以及军资补给不足,连年东征朝鲜半岛及同时在西部与吐蕃的作战,使得唐朝兵力大量消耗,进而影响了唐朝对辽东的战略规划。同时,新罗本身向唐朝的示弱外交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关键词】 唐罗战争;战略收缩;兵力不足

  咸亨二年(671年)前后,唐朝与新罗之间爆发了持续七年的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在此之前,贞观十八年至乾封二年(644-668年)唐朝与高句丽之间发生的“唐丽战争”,是唐朝远征高句丽的几次战争的总称,最终以高句丽灭亡告终。但是唐罗战争之后,唐朝却主动退兵并把安东都护府迁回辽东半岛,默认新罗对百济旧地以及平壤以南的统治。对于唐朝来说,这两次战争的相隔时间很短,作战地区有所重合,且新罗军事实力不及高句丽,但是战争结果却完全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唐朝在唐罗战争后期对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进行战略收缩所致,这一战略收缩主要表现为上元二年(675年)唐朝主动停战并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迁回内地。

  一、唐朝辽东战场战略收缩表现

  唐罗战争初始时,唐朝进攻非常迅速,咸亨五年(674年)命刘仁轨出兵新罗,[1]《资治通鉴》卷202载: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2]一年之内唐朝便取得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三战全胜。[3]但是在此之后唐朝的进攻却戛然而止[4]。刘仁轨因为七重城之战的胜利“进爵为公”,[5]但是史书未载新罗战场的后续情况。结合当时吐蕃战场的情况可以猜想唐朝悄然停止征战新罗,转而投入更多精力迎战吐蕃。

  而且,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回迁也可印证唐朝在辽东地区的战略转变,表明唐朝在唐罗战争后期一改以往东征海东三国时攻城略地的战略,开始转为保守攻势甚至完全停止战争。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分别设立于高句丽王城平壤和百济故地熊津。起初是唐朝战胜高句丽的标志,表明了唐朝对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的管控。[6]但是唐罗战争后期,唐朝在对新罗三战大捷后的第二年(676年),却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分别迁往渤海辽东湾内的辽东故城和建安故城。[7]此二城与朝鲜半岛上的平壤城和熊津城直线距离分别约为350公里和630公里,[8]并且安东都护府还在不断内迁,武周时期迁至幽州平州境内。[9]二府因内迁失去了对半岛的管控,这与唐朝之前占领高句丽后设立详备的管理制度并列入州县范围的措施截然不同。而导致唐朝在辽东战场进行战略收缩的主要内部原因,笔者认为是兵力不足问题。主要包括士兵数量不足、兵力分散以及军资补给不足。

  二、辽东战场唐朝兵力不足问题

  唐罗战争后期的兵力不足问题主要是由于前期战事频繁所导致的。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开始,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转变为采取游击侵扰的策略,但是直到高宗时期完全攻陷平壤都城为止,大规模用兵的现象一直存在,这对于唐军的消耗十分严重。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10]次年,张亮“領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李勣“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趣辽东。”[11]《新唐书》载: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始行,士十万,马万匹……船师七万。”[12]《唐会要》则记载为“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张亮水军七万人。”[13]按照这一记载,唐朝第一次出兵高句丽的军队人数大约十七万,综合来看应该在十五万到二十万左右。频繁地大量用兵出征辽东,使得兵力不足的后患在唐罗战争时期暴露无遗。这种兵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地方府兵兵员数量不足、唐朝用兵分散以及后勤粮草补给不足。

  1、地方府兵不足

  唐朝对于高句丽和新罗的征战多用的是河北道地方兵,“河北道有军十、守捉七、镇十九、戍二十七,绝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边境地区或近于边境地区。”[14]河北府兵数量不足,自唐丽战争始,唐太宗已启用一定数量的蕃兵蕃将以弥补这种不足。贞观十三年(639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兵败后各部落投降唐朝,“几至十万”,唐太宗留下阿史那思摩“率所部建牙于河北”,阿史那思摩随后跟随太宗东征。根据《旧唐书》所载,其率领百姓回渡黄河时“渡河者凡十万,胜兵四万人”可见阿史那思摩手下兵力不在少数。[15]另外,贞观十八年发兵十万讨高句丽时,“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隶之,帅骑士六万趋辽东。”[16]该文献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六万骑士的来源,[17]但是其中大量的骑兵有可能来源于精于骑射的突厥骑兵。并且在此次东征的行军总管的名单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等都是蕃将。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太宗时期归顺,“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18]随后在太宗亲征高句丽时被封为前军总管,其部落蕃兵加入亲征军队。契苾何力在太宗到高宗时期讨伐高句丽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显庆五年(660年)、龙朔元年(661年)、乾封元年(666年)都被任命为行军总管。[19]可见契苾何力以及他所辖蕃军对于高宗时期出征战役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军队也加入了出征战役。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太宗诏: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20]直到唐罗战争时期,蕃将蕃军越来越成为唐军重要中枢力量,《三国史记》载“(675年)唐兵与契丹、靺鞨兵来侵,出九军,待之。”[21]从唐太宗时期开始,边疆战争中蕃兵蕃将的不断补入表明了府兵制下兵员数量不足及兵力的衰弱问题。

  2、兵力分散

  除了府兵数量本身不足,同时在东西两个战场的作战也使得唐朝兵力分散,无法更好地在半岛集中力量攻破新罗。咸亨元年(670年)唐朝与吐蕃在青海大非川开战,但是这里唐朝出兵大非川的军队人数仍存在争议。两《唐书》用词一致,即派兵十万。[22]而《资治通鉴》卷201载: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率唐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时说道,“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吾属率轻锐,倍道兼行。”[23]由此可知全部辎重兵不超过两万人。杜佑《通典》认为《卫公李靖兵法》是当时兵制的范本,李靖在兵法中对军队人数的比例分配如下,“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余六千人守辎重。”[24]按照此比例,即军内将近三分之一为辎重兵,那么可以推算薛仁贵带兵一共六万余人;武内绍人认为唐军有七万人。[25]此役不仅分散了唐朝在辽东一定的兵力,而且由于兵力有限,将领薛仁贵、郭待封之间不和,不敌吐蕃倾全国四十万军队之力,最后大败而归。这对唐军在东北地区与新罗的开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使得兵力不足的问题日趋明显。关于刘仁轨出兵新罗的军队人数史书中没有记载,只有《三国史记》提到675年李谨行率兵二十万于买肖城。[26]但笔者对此条史料存疑,因为其后又云:“我军(新罗)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27]而《新唐书》记载为:“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资治通鉴》则为“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28]中原王朝对唐罗战争胜负的相关记载与《三国史记》完全相反,故对《三国史记》的战俘数量的记载存疑。但是可以看出,唐军从咸亨元年到五年一直在东西两线作战,消耗兵力严重,且后续援兵无法及时到达,这为边疆征战带来了更多困难。

  3、粮草供应不足

  前面提到,河北道地方兵是出征高句丽和新罗的主要兵力,不仅如此,河北道还担负了出征粮草供应的繁重任务。乾封元年(666年)十二月,“河北诸州租税,总起辽东以给军用”。[29]按照《通典》记载,河北的屯田仅有193,粮食产量为40.328万石,约占全国20.9%。[30]但这已经是天宝八载(749年)的情况了,高宗时期河北粮食产量当远少于天宝盛世时期的屯粮数。且河北道屯田分布不均,[31]檀、妫二州是唐军出征必经之路,其土地较为贫瘠,屯田不足。唐丽战争断断续续二十余年,虽然中央拨款了大量军费,但是府兵数量和粮草还是集中于从河北道(以及一小部分来自河南道)抽用,对于河北一地来说难以承担,在此之后继续进行唐罗战争依然要从营州等地取用资源,其境况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在唐罗战争后期唐军在三战大捷于新罗后没有继续进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兵力不足。这种不足是长期在辽东地区对外作战累积的消耗,以及西线作战的牵制所致。

  三、结论

  唐朝在新罗战场上放弃已攻克的土地转而停战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由于兵力不足,否则将无法解释在停战前唐军在新罗所获得的胜利。内部原因应当还包括当时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由于连年东征,以及河北等地自然灾害频发,当年财政税收不甚理想,却仍要用来支持前方战事。另外,外部原因除了西线与吐蕃作战牵制了一定兵力以外,新罗本身向唐朝的示弱外交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唐罗战事的平息与新罗王金法敏在唐军大捷之时立刻遣使入唐朝纳贡谢罪有一定联系。[32]高宗对于朝鲜半岛和新罗的战略位置有很清晰的认识,出战新罗更多的是期望得到新罗的归顺即可,百济的土地的重要性无法与西域亡国的吐谷浑相比。金法敏谢罪在一定程度表明其对唐朝的承诺,新罗在归顺唐朝的基础上统治海东地区,服从于唐王朝的“东亚朝贡体系”。[33]这个承诺使得唐朝可以暂时搁置辽东地区的问题转而将精力投向西域。

  【参考文献

  [1]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56.6372.

  [2]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56.6375.

  [3] 案:但是据[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韩国:乙酉文化社,1983.151.)文武王十五年(675年)记载,买肖城之战新罗胜利,甚至“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并与薛仁贵在白水城交锋,与唐军交手十八次,“皆胜之”。《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战役因为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无法确定其真实性.

  [4] 案:据《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151.)文武王十六年(676年),薛仁贵进行伎伐浦水战,唐军大败。孙炜冉《伎伐浦之战与薛仁贵被贬象州的关系》(《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9))认为上元二年(676年)二月熊津都护府决定撤离,十一月发生的伎伐浦水战是由于熊津都护府撤离途中遭到新罗袭击而发生的掩护保卫战。笔者认同此看法.

  [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75.838.

  [6]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6355)卷201:总章元年九月“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55.)卷5:“辽东地列为州县”,即总章元年(668年)在平壤城被攻下后便设置了安东都护府,并在同年将辽东地划为唐朝州县,可见唐丽战争后期唐朝对东北地区的重视程度的提升.

  [7]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書局,1956.6378.

  [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上海:中国地图学社,1975.67-68.

  [9] 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二年(677年)春正月,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中华书局,1956.6382.新城在辽东的北部内陆,辽水中上游地区,(旧唐书.卷39.中华书局,1975.469.)武周时期安东都护府改名为安东都督府,并不断后移至幽州平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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