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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韩东贡献

时间:2018-08-10 11:47:02  来源:互联网整理  作者:匿名  TAG:

  韩东是当代诗坛上为数不多的系统地接受过哲学教育的诗人,山大哲学系的学科背景,为他思考诗哲学提供了“近水楼台”般的便利。关于韩东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如果不能从诗哲学来认知和考辨,是难以理解韓东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位置的。在中国诗歌传统里,“诗”的“兴观群怨”“言志”“载道”等等广为人知的说辞,都是从诗之功能性来认知的,而不是从诗之本体性来认识。用哲学的方法,把诗的外部认知转向诗的内部自身,致力于诗与真理、诗与语言、诗与空间的考辨,这是韩东对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巨大贡献。

  一、诗与“真理”

  明确地把诗放到“真理”的位置上来认知,是韩东对诗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成果。“真理”一词,是一个外来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一个与之精确对应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有些类似于“道”,但又有明显区别。“真理”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真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真理是存在与思维的符合;二是,真理是运动的,“它呈现为一条错误之路”。真理具有实体性,既是思维层面的,又是存在层面的,是这两者的遇合,是把世界作为整体性思考中的一个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

  作为诗人的韩东,他多次提到诗与真理的关系,诗人朵渔敏锐地认识到韩东这一表述在其诗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并对韩东这一理论划分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韩东明确提出:“我的根本问题就是:写作与真理的关系。”至于写作与真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直到九十年代,韩东才这样解释到,“我力求把写作跟真理挂钩。如果和真理不挂钩不沾边,那样的写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韩东把自己的写作自觉地纳入到“真理”的体系之中,力求把“写作”和“真理”取得关联,在韩东眼里,如果“写作”与“真理”不发生关联,“都是毫无意义的。”韩东这一发现,抛开了以往非本质的环节,直抵“真理”境界,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有振聋发聩的革命性。到了新世纪,当再次审视 “写作”与“真理”的关系时,韩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又做出了自己的调整,他说,“我写作跟真理也没关系,就是说我的写作也没有意义。我确实说过,任何写作只要与真理无关,就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是很多人也在做的这件事,都是没有意义的。能有什么意义? 你说。”韩东在这里有自嘲和自谦的成分,把自己的写作说成“与真理无关”,把特殊的“个我”单独拿出来,以保证“真理”与“写作”的普遍性。对于写作的真理性的坚守,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固守。

  在文学史上,凡是构成意义的写作,一定会带有“真理性”,尽管韩东否定了自己写作与真理的关系,但并未否定真理与写作的关系。而“诗”的“真理性”,一定是朝向“诗本身”的写作。

  二、诗与“语言”

  韩东所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成为第三代诗人的纲领性口号。这个口号是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标志着中国新诗诗哲学的转向,把对诗的关注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工具性转到实体性,激励了一代诗人的诗学探索。

  “诗”作为一种具有实体性的客观存在物,它必须通过外现的语言来达成“诗自体”的实现。诗即语言,到语言为止。这个运动就是一次完成的运动。在这里,作为诗人“头脑”中的意念,与作为客观的“诗”相遇,并且通过语言“显现”出来,便形成了诗。

  这就截断了“诗”的文化前提,把“诗”从“文化”前提的汪洋大海中凸显出来,并成为自己。把“历史的”、“诗人谱系”的因袭统统拒之于“到……为止”的门外。“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理念,重新规定了“诗”的形成体系和解读体系,由此带来中国新诗诗哲学的转向,即诗从以往的“言志”、“载道”、“抒情”、“教化”的为它性(工具性),转移到具有自在、自为、自因的实体性。

  韩东初入诗坛的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以先锋的姿态出现,以其“思想解放”、“诗体崛起”的面貌,带来了新的语言体验,把诗从狭隘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的规训中解放出来,把诗从模式化的语言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鲜的、崛起的话语体系和抒情方式。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这一观点,是对当时“朦胧诗”的继承,他沿着朦胧诗诗体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双重启蒙路径,继续向前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已经走得很远,也更加彻底,是对朦胧诗的一种超越。朦胧诗尤其在与“寻根派”合流之后,“文化”又成为它的方便上手的工具和外在枷锁,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引力场之下,“诗”又降身为“文化”的工具,诗的实体性再次被搁置,这引起了韩东的警惕。韩东敏锐地感觉到,“朦胧诗”从一方面讲,是“抒情诗”的“代偿性”的反叛,其宏大诗歌叙事,壮阔的诗歌抒情,又往往以绑架“文化”来实现“诗”。此种情境之下,“个我”的生命,难以发出自己的“诗”的声音。所以他迅速调整了诗学立场,另辟蹊径,从诗的内部寻找诗之所以为诗的因由。

  中国新诗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的倡导者,在语言和形式上都打破了以往古典诗歌的僵化与束缚,但在对于诗歌本体的认识,依然没能摆脱“言志”“载道”的工具理性品质。在其后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尽管有过象征主义诗歌对于诗本体、诗形式乃至诗文法的探索,使得诗在自在自为的主体性认识中,获得了初步认可。

  我们发现,韩东的诗歌实践与诗歌理论与中国新诗的“纯诗化”脉络,是一脉相承的。尽管韩东一再否认自己与诗歌谱系的关联。实际上,任何一种构成意义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理论,它一定是“诗歌”体系中的一环。韩东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是当代诗人中,做出最大努力的人之一,这种探索是与语言系统的清除有关,它不仅坚决截断了“历史”“文化”“大诗系统”对诗歌的侵蚀,而且在这清除干净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诗歌观念,这不仅是对“影响的焦虑”的现实回应,也是其“生命”在“诗”中的觉醒。

  有学者认为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含义是: “由于文学活动是早已有之的,语言意义的积累、固执、硬化( 即文学化) 在所难免。它的好处是给人们阅读( 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指对世界的认识) 提供了方便,它的坏处是使语言逐渐丧失生机,运转不灵。重复即意味着磨损。如果语言的运动可以比作一个器官,过度运用必然导致功能的减退,特别是某一部位某一方向的反复多次,老化是不足为奇的。语言的敏感性、可塑性在大量的文学活动中丧失了。”但是同为“他们”中的重要一员的小海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不是指某种与诗人无关的语法、单词和行文特点。”在这里,小海强调了韩东的意指是这种语言“与诗人有关”,即这语言打上了诗人自己的个性特色。也就是说,理解“诗到语言为止”,如果仅仅关注“语言”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韩东甚至并不是着意探讨“诗与语言”的关系,而是探讨的“诗与自己的关系”、诗与诗人内心的“意谓”的关系。并且,“诗到语言为止”,指的是一种运动、一种发展,一种自己否定自己的概念演进。学者魏天无对“诗到语言为止”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把‘诗到语言为止’解释为‘诗到人为止’,我们将要回到的是诗即人,也就是诗即万物有灵的古老诗学中去。今日的韩东似乎不关心写什么,也不关心怎么写;他的诗中很难见到漂亮的、可以剥离语境的格言警句,也看不出他对结构的刻意。他的写作基点是‘重新做人’,重新认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思考的方式,也就是以他现在认可的最好的诗的方式。”

  “诗到语言为止”这一振聋发聩的宣言有以下理论意义:一是终结了中国诗歌“工具论”“言志”“载道”等观念,使诗歌成为具有自因的自在自为的實体;二是为中国诗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解决了诗歌外在主题的纷争,也为诗歌内部各种理论嬗变提供了哲学上支持;三是使诗歌回到自己的有效和有限的本体上来。诗人写诗本身就是一个寻找语言、乃至创造语言的行动。这里所指的语言并不是普通的、日常所说的语言,而是专属于“诗”的语言,即使是就诗歌的口语化来讲,也并不直接等同于日常应用中的“口语”,虽然在词汇方面,诗歌的“口语”与日常的“口语”,所共用的同一个具有同音同形的词语,但前者是审美的创造物,后者是实用系统的“工具”,各自的意义系统有着天壤之别。为了防止误解,韩东解释到,并不是“口语都是诗”。

  三、诗与“空间”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维度就是“空间优位”,这是詹姆逊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空间意义远大于时间意义。”韩东截断了诗与文化、诗与思想谱系的时间性关联,“历史”在韩东的诗理论中被压缩到一个“平面”上,并在这个平面上,为诗的空间生长提供了广阔的地盘。

  在理解文学的当下生态秩序时,韩东提到:“我们的目的即是在同一时间里划分不同的空间。并非是要以一种写作取代另一种写作--由于对人世间恶的理解, 我们从来不抱这样的奢望。我们想明确的不过是在现有的文学秩序之外,有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写作的存在。这种写作不以迎合秩序、适应并在秩序中谋求发展为目的,它永远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坚韧的写作。”在共时性的不同空间里,写作秩序呈现为现有的“文学秩序”之内的写作与“文学秩序”之外的写作的迥然不同的形态。韩东进一步强调,“断裂, 不仅是时间延续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空间, 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之上断裂开。”韩东对“现有的文学秩序”之所以如此地强调断裂,一方面固然与“影响的焦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对写作的“理想主义”有关。

  学者黄德海认为:“具体到韩东当时的诗歌写作,与北岛的‘断裂’,一方面让他的写作避免走上此前诗人的老路,不拿前代诗人的眼光来代替自己的,不会在看到事物的时候脑子里先出现前代诗人的成句,忽视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也让韩东的诗歌独自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险,那就是把一己的小小感触作为独一无二的伟大感受,从而降低写作的难度,把诗歌变成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器皿,容纳无数未经锤炼的‘诗思’。”韩东的这种“断裂”式的写作,实际上非但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相反还提高了写作的难度。这种“无所依傍”的诗歌写作,只有朝向内在空间的不断拓展、只有摒弃“套路”,依靠不断否定自己、加大难度,才能达到“构成意义的写作”。

  韩东的诗不借助于宏大的历史题材、不借助于重大的公共事件,而只专注于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他的诗歌素材,从日常空间中截取具有精神性意味的空间片段,来完成自己的“诗歌理念”的外在定型与呈现。

  韩东写下了大量以“我空间”为视点的诗歌,这里的“我空间”,作为诗歌作品中的一个支撑点,又不能理解为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韩东个人,甚至不能理解为是作为诗歌的作者的“我”,从哲学上讲,它仅仅是主体内部的想象空间,这些“想象空间”的叠加、激荡、互融、同构,形成了韩东诗歌哲学中重要的“我空间”--一个芸芸众生中的生活体验者,又是一个与隐蔽世界、普遍精神相联系的通灵者。这个“我”并不是确定不移的“存在”,而是在并不确定的诗歌情境中不断“型构”和“被赋予的”。在“空间”和“语言”之间,“我”具有往复运动的能动性。这个“我空间”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沟通的主体与实体之间的空间存在。“我空间”的设立,是为了使生命在自身内部深度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韩东的诗哲学具有后现代哲学的品质。

  四、结语

  韩东截断了历史的回音对“诗”的干扰,在“词”与“物”,“诗”与“语言”之间,找到了“诗”的新的生长点与关系丛。把“诗”从历史的网络纠缠中,硬生生地提拔出来,使“诗”在“空间展开”中,毫无遮蔽地成为“自我”相对应的“精神物”,使诗成了“物自体”,它只言说自己。

  被纳入诗人的历史谱系,是“先锋”诗派的敌人,也是韩东所警惕的,但吊诡的是,作为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大力推手,他已经被当代文学史纳入谱系之中,成为中国新诗百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性环节。韩东诗歌对于“真理”“语言”“空间”的阐释,如果离开了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这一根本,那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散乱的、零星闪光的一些念头,难以从诗哲学体系中判别韩东的巨大价值。韩东的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演进,是中国新诗诗哲学转向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诗人的韩东也已成为被诗神(诗歌精神)所使用的一个环节。

  另外,为了强调自己写作的异质性,韩东甚至以“不共戴天”的决绝姿态宣称的各种“断裂”,如“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 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 如果他们的那叫写作, 我们就不是写作。”至于这些在宏大抱负催动下的愤激之言,也是韩东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特殊的个体的生命行动,或者可以看作一种理想、一种姿态,与“诗哲学”本身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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